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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社会组织数量全国领先 成长提升尚待政府支持
2012年6月初，南京玄武区社区服务公益创投项目揭晓，该区多家社会组织的20个项目入选，获得200万元资助。此前，南京市也决定，由市财政出资1000万元，设立公益创投基金，购买社会组织公益服务。不光是南京，今年以来，从苏州、无锡到南通、扬州，搞公益创投，办孵化机构，江苏各地扶持社会组织持续升温。
有人说，社会组织发展的春天已来临，而记者的调查表明：政府亟需加快推进职能转移，扩大购买服务，释放更多资源，这是社会组织新苗成长盼望已久的甘霖。
提高孵化质量更重要
“看着镜子，跟我念‘啊——’”4月23日，南京市区一间宽敞的出租房内，陈进满脸含笑，教两名脑瘫儿童说话。
两年前，对于操持公益组织，他除了一颗热心，别无任何经验；今天，他的“海勒之家特殊儿童康复中心”办得有模有样。
这变化，得益于南京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的孵化。这家省内首家社会组织孵化器，由南京民政部门与爱德基金会联办，运转两年半，已孵化社会组织12家，另有5家在孵。
尽管发展快，数量已逾3万家，领先全国各省份，但江苏社会组织质量不高、结构不合理，三分之一基本不活动，没有生命力，能承担公共服务的公益性组织偏少。苏州3800多家注册社会组织中，公益类仅占一成。政府设立孵化器，培育社会组织，江苏走在全国前列。全省两年内已建37个孵化基地，覆盖13个地级市中的11个，完成孵化社会组织57家。仅在南京，市区两级办起8家孵化器，孵化社会组织36家，其中，有20家已毕业“出壳”。今年，全省计划再建32个此类孵化器。苏州、南通、扬州等地新建的孵化器近期已开张。
记者注意到，拎包入驻孵化器的社会组织，多为初创不久的草根组织。养老、助残、环保、援助特殊人群……它们对社会需求更为敏感，开辟的很多服务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的盲区，但普遍缺乏经验，急需经过专业孵化提升公益服务能力。
“陈进刚来时，就一个人加一个创意。我们派了一名专职辅导员，带他花了两个月调研需求：南京有多少自闭症儿童？家长支付能力如何？政府有无扶持政策？一年内，从管理志愿者、组建团队，到财务管理、筹集资源，他接受了很多培训。”爱德社会组织培育中心主任田梅梅说，社会组织没好项目，进不了孵化器，“我们提供1万元办公经费，项目资金另外支持。这些钱，必须用于项目，要通过审核。孵化，不只是给间免费办公室，帮他提升运作公益组织的能力，这才最关键。”
“爱德，给了我很多能力，还有宝贵的生存资源。”陈进说。而这些，正是爱德长期从事公益活动积累的优势。去年“出壳”后，他带着10名志愿者，给14名特殊儿童提供有偿康复服务，“去年我收入12万元，亏了两万元。今年，爱德帮我申请到南都基金会项目，20万元，生存没问题了。我想再开一家分店。”
参不参加孵化培训，结果大不一样。对此，苏州沧浪区同心圆义工服务队队长朱敏说深有同感，“去年底，我们进了双塔街道孵化园，从怎么组织义工，到怎么做问卷调查，包括怎么写项目报告，都得到手把手的辅导。”在这家街道孵化园，共有6家草根组织接受孵化。
公益服务成本谁买单
“民间环保社团能走多远？”徐州新世纪限塑同盟负责人贾广惠时常如此感慨。今年4月，他带着10人赴甘肃民勤县，植树1800棵，往返花费4000元，全由他个人出。限塑同盟成立四年，搞活动花去3万元，他就贴了两万元。
老贾道出了草根组织的普遍困境：公益服务造福社会，成本却非社会承担，而是谁服务谁买单，制约了社会组织的快速成长。
“我给特殊群体做无偿、低偿家政中介服务，两年惠及300户，资金难落实，用完爱德给的5000元，就靠有偿服务收入支撑公益服务，很难！”南京龙王庙社区邻里互助站负责人王惠说。
“爱德给了5000元启动资金，我买塑料珠子，培训残疾人串工艺品，请志愿者带走卖钱。”南京月牙湖残疾人手工作坊负责人武荣华说，手头仅结余1000多元，没钱聘专业人才设计新产品，销路不太好，每人每月挣百把元，多数残疾人没兴趣，有时就来几个人。
“咱们每月要搞一两次大活动，帮助困难家庭孩子。爱德给了5000元，很快用完了。”社区妈妈关爱团负责人冯东姝说，关爱团30多位成员，经济都不宽裕，她退休工资仅1000多元，解决活动经费不容易。
自己贴钱贴不起，政府扶持不到位，运转经费难保障。南京12家已孵化毕业的社会组织多半如此。
昆歌昆艺发展中心主任徐立梅说，她搞演出，靠关系借场地，演员不拿报酬；莫愁生态环保协会负责人李耀东说，协会做公益活动，还靠自己这个“老环保”的面子。“调查莫愁湖大气，我免费借用环保检测车，别人租用可要几万元。”年逾古稀的他担心，自己哪天退了，继任者很难做不下去。
公益服务，到底该由谁买单？南京建邺区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陈庆年直言，多数社会组织尚在初创期，社会资源募集能力弱，运营经费应以政府投入为主。当前，借助政府采购服务，部分社会组织获取政府资金扶持，但它们普遍反映，政府定价跟不上市场定价，致使其成本倒挂运转困难。
今年，南京鼓楼区、秦淮区投入20多万元，向萤火虫助残站购买助残服务。“鼓楼每小时给我12元，秦淮还少1元，而我，雇钟点工上门服务140多名残疾人，市场价每小时15元，我开不到这价，很难找到人。不为做公益，这亏本买卖不会做。我可以搞有偿服务，但残疾人大多没工作，付不起钱。”助残站负责人韩素琴说，“政府投入不足，咱们只能给残疾人洗澡、买东西，心理疏导等高档服务，根本没法做。”
徐州向社会组织购买居家养老服务，每小时支付7.5元，这个两年前制定的标准早已不敌物价涨幅。爱邦社区服务中心经理程新说，政府每月支付150元，为每位老人购买服务，扣除120元工资、10元税费，他仅剩20元，刨去运营成本，利润为零。
莫愁环保协会搞低碳社区创建，被南京建邺区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畴。“政府给了5万元，连建一个低碳社区都不够。”李耀东说。
靠能力竞争成长资源
今年3月，温家宝总理指出，政府可将事务性管理工作、适合通过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交给社会组织。苏州市民政局社会工作处处长谢鸿娟认为，政府把不该干的、干不好的职能让渡出来，社会组织才能获得足够的生存空间。
这个过程注定充满艰难。前年，苏州市委、市政府出台文件，提出将决策咨询、标准制定等公共服务职能及社区事务性工作，转移或委托给社会组织承接。苏州民政局社会组织发展管理处处长陈剑平说，相关部门不愿把职能转出来，因为这会带来人员减编、经费减少，影响部门利益。
当前，社会组织能力不足，与政府垄断公共服务资源有关。这种垄断伴生着公共服务的低效率、低质量。“提高社会自组织程度，提高民众公共参与，改善公共服务，政府必须扶持社会组织。”吴亦明呼吁，政府拿出更大勇气，推进政社分开、政事分开，把该社会管的还给社会。哪些职能可以转移，哪些社会组织能够承接转移，这些需要做好顶层设计。否则，即便政府孵化再多社会组织，缺乏持续支持，一孵了之，这些新苗也难存活。今年，苏州将在所属区县推行政社互动试点，把社区部分公共服务职能交给社会组织承担。
让政府部门放弃垄断职能，短期内不现实，可先从扩大政府采购社会组织服务做起。在发达国家，社会组织经费八成来自政府购买服务。变包办公共服务为购买服务，既能扶持社会组织发展，又能提高公共服务水平。购买社会组织服务，政府必须形成制度，公开采购，定价合理，监管到位，向社会组织释放更多资源。这方面，北京、深圳已先行先试。今年，北京斥资1亿多元，购买社会组织400多项服务。深圳明确，满足新增的公共服务，政府不设新部门，变养人为养事，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。
在省内，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也有先例。南京鼓楼区8年投入3000多万元，为1500名老人向社会组织购买养老服务。张家港将500多名吸毒人员管理与康复交给社会组织自强服务社，每年财政投入100万元，购买其21名禁毒社工的服务。他们服务细致专业，管好了民警管不过来的事，吸毒人员复吸率两年下降近10个百分点。
采购一个好项目，孵化一个好团队，培育一个好组织。今年以来，省内已有5座城市，由地方财政或福彩基金出资，投入3000多万元，设立公益创投资金，扶持新创社会组织发展。4月，苏州40多家社会组织与民政部门签约，今后一年，它们申报的52个公益项目可分享1000万元。昆山、无锡也均投入500万元，启动公益创投。昆山社会组织已申报公益服务300多项。公益创投，以项目为载体，社会组织供给服务获取成长资源，而政府则为购买服务积累经验。苏州将对入选项目开展绩效评估，分期拨付资金，并由恩派向项目团队提供能力培训。乐助社工事务所负责人黄柳说，有了近40万元扶持资金，加上专业的孵化培训，有信心做好中标的两个项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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